《裁女佳人》观后感

我们当然可以给2015年上映的电影《裁女佳人》（The Dressmaker）贴上很多标签：一浓妆淡抹的复仇电影、一略显矫揉的乡村电影、一笃学好古的时装电影……

但无论如何，人们最终还是会把目光聚焦在《裁女佳人》所刻画的那些女性形象上。

这以上世纪五十年代为时代背景的影视作品，通过展现传统文化观念主导下乡村日常生活的奇谈怪论、劣迹谬行，严肃地指向女性在社会结构中摇摇欲坠的典型所处，堪称一浓缩版的乡子图鉴。

《裁女佳人》改编自澳利亚女性小说家Rosalie Ham的同名小说。说来曲折，虽然这出版于新世纪第一天的小说没多久便出售了影视改编权，但待其真正搬上荧幕，此间消磨了长达十五年的光阴。

然而等待对于小说家并非难以忍受，Rosalie Ham真正担心的是小说叙事在不同媒介上的表现力。因为小说与电影有着相当程度异质的审美体系，这几乎是略有良心的小说家们都会面临的担忧——精彩纷呈的小说世界被改造成虚有其表的影像荒漠。

正如Rosalie Ham在2002年的一次采访中坦言：“现在我发现，我们对电影的打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对于某些事物改变正在成为我的生理痛苦……，我自知最好作出让步，交给行家替它润色。”

这不仅是艺术创作的妥协和无奈，相信处于社会性别困境中的女性乃至所有弱势群体都能从中感悟共情。人们让渡了机遇、话语和真理，其下场便是腐烂与畸形。

▲ Marigold & Pettyman

而在《裁女佳人》中的唐歌塔镇，女性的依附成为常态，男性凝视不仅出现在男性身上，也会伴随着日常生活无孔不入的影响，成为女性自我认知理所应当的视角。从女主角Tilly回到唐歌塔镇引发的动和疯母亲Molly的生活状况来看，道德的阴云早已笼罩在村民身上。

电影的首幕出现在一场橄榄球比赛上，村民刻板印象中的儿童犯Tilly以强势的形象在赛场“抛头露面”，这是她在这个微型社会获得一种势利认同的开始。

但遗憾的是，该幕的处理并不高明，但它偏偏对于叙事走向是决定性的。

这种不高明体现在对于人性的刻画上。的确，Tilly的一身华服为她成为小镇最好的裁缝埋下了伏笔，女人们内心的冲击和渴望典型而又生动，但电影在刻画男性形象上极为分化：打橄榄球的小伙子们为Tilly神魂颠倒，而小镇唯一优质男青年William就坐在场下，对她的出现置若罔闻。

▲Gertrude "Trudy" Pratt

仿佛William的人物设置仅仅为了迷恋上颇有城府的Trudy，带有强烈的工具性。当Trudy穿上Tilly为她量身设计的时装，他痴之如狂，而对于Tilly时装女王的魅力，他又视而不见。

倘若为此情节增添，William对Tilly一见倾心，那么后文便有很多激烈的冲突可表：Tilly短命的恋人Teddy如何用与众不同的善良打动她的芳心、Tilly对William和他母亲表现出何种不屑一顾，Trudy又如何利用心机手段达成和William的婚姻……

电影近乎一半的时长伴随着这段不痛不痒的插曲，令人如鲠在喉。这也导致Teddy作为男主人公的形象颇为干瘪，以至于令人深刻的情节仅仅是他母亲清洁尸体时含泪的笑和他的葬礼，那些平日里势利的议员、医生、商户统统没有出现。这短短数秒的画面语言诠释着张力，将底层家庭的辛酸和人心的凉薄淋漓展现。

而作为人物刻画的正面案例，电影对Farrat警长的描绘十分成功，但这或许又要得益于他是一个异装癖，俗称女装佬。Farrat的人物设置掌握着电影叙事的通行证：如果公权力对于社会所谓的“伤风败俗”是接纳包容的，那么多元人物才能逃离被扼杀的命运。倘若不是Farrat对Tilly的剪裁审美报以赞赏，那么电影叙事在开篇就要夭折，Tilly在回到唐歌镇的第一夜，已然锒铛入狱。

▲ Sergeant Horatio Farrat

可以说，Farrat警长在电影的叙事框架上尤为关键，因为在唐歌镇这个微型社会，它是带有破坏力的执法权的唯一代表；而在情节的延展上，他又表现出剧烈变化的人格和英雄的悲剧色彩，克制又张扬。《裁女佳人》唯一真男主，生当如是。

回到电影的女性形象上来，影片中承受着社会结构性压力的女性角色有三位：女主人公Tilly、她的母亲Molly以及Pettyman议员的妻子Marigold。

其中Molly的人生截然不同，她是一个疯疯癫癫却又逆来顺受的颓丧形象，甚至在一开始对Tilly的抗争表现出抵触，即便最后死于中风也没有得到小镇医生的垂怜。看似毛躁，偶尔充满勇气，但她的内心却一直是软弱的，从某个意义上讲，Molly是影片中最可怜的女性。

而对于Tilly和Marigold，似乎观众最愿意看见她们二位的结照进现实。作为复仇者，前者缔造出“烧垃圾”名场面，砸碎唐歌镇这个男权社会的基本盘，后者手刃丈夫，亲自终结这个男权社会的头号渣男。从具象的演绎中，人们希望提取这种抽象的抗争，并探索其影响于社会现实的可能。

▲ Myrtle "Tilly" Dunnage

如果说Marigold的“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终究报应在丈夫身上，其抗争的现实投影具有难以复制的戏剧色彩，那么Tilly释放的一场火，难道真的能平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留白与遐想吗？

在前往墨尔本的火车上，Tilly终究无法抵达曾写就《女士之城》的巴黎。